蘇越系國內知名音樂制作人，創作了諸如《黃土高坡》《血染的風采》等知名度較高的歌曲。其系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下稱音著協)的會員，雙方簽署協議約定：蘇越作品的發行權、表演權、廣播權授權音著協以信托的方式管理，包括現有和今后的作品。音著協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向侵權者提起訴訟。上述合同在有效期屆滿前，蘇越未提異議時，將自動續展期限。2017年11月，音著協出具情況說明，對蘇越在全國各地提起的維權訴訟不持異議。
蘇越方訴稱，其經調查發現，乾豪娛樂公司在未經許可也未支付報酬的情況下，在對外提供點唱的MV中使用了27首由蘇越作詞或作曲的歌曲，因此以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其享有的作品表演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賠償經濟損失2.7萬元及合理費用4040元。
2018年7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的現有證據可以證明其系涉案歌曲的詞曲作者。根據蘇越與音著協簽訂的合同，未對前者行使訴訟權利進行限制，且后者出具說明對此不持異議。同時，被告也未證明其因相同行為而被其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起訴的事實。因此，原告享有該案訴權。對于被控侵權的MV，經確認，部分MV的畫面選擇、編排和創意與詞曲的意境相互配合，體現了制片人的獨創性勞動，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構成類電影作品；部分MV系機械錄制歌手現場演唱實況或簡單的風景、人物拍攝畫面，與詞曲本身并不能有機結合，不具有著作權法上的獨創性，屬于錄像制品。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權包括表演權，即公開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種手段公開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權利。同時，該法第十五條又規定類電影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包括詞曲作者在內的其他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因此，對于構成類電影作品的MV，原告應向制片者主張相應報酬，而無權向使用MV的卡拉OK經營者主張賠償。對于不構成作品而屬于錄音錄像制品的MV，詞曲作者可以就其中被使用的詞曲作品單獨主張相應的著作權權利。因此，對于被告未經許可，以卡拉OK點唱形式提供該類MV的行為，構成機械表演，侵害了原告的作品表演權。綜上，法院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4900元及合理費用4040元，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判決已經生效。2018年8月，蘇越因病去世。之后，相關申請人向公證處申請了繼承公證，目前蘇越名下音樂作品的相應著作權由其繼承人蘇夢繼承。截至2020年5月，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數據顯示，自2019年始，蘇夢作為原告，在全國范圍內以擅自使用蘇越詞曲作品為由，陸續起訴相關卡拉OK經營企業的案件數達480余件。詞曲作者與卡拉OK經營者之間的著作權糾紛還在繼續。
在涉及卡拉OK侵權案件中，較為常見的是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作為原告行使權利，由詞曲作者個人直接向卡拉OK經營企業主張著作權的案件較少發生。對于該案及類似案件的審理，筆者結合蘇越訴乾豪娛樂公司侵害作品表演權糾紛案，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把握：
首先，作為集體管理組織成員的詞曲作者，是否可以單獨起訴。在該案中，有觀點認為，蘇越系音著協會員，其已將自身作品授權后者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因此不得再以個人的名義單獨進行維權，故應駁回其起訴。筆者并不贊同該觀點。根據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權利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訂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約定期限內自己行使或者許可他人行使合同約定的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的權利。因此，當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人將著作權中的財產性權利授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后，其訴訟主體資格是否受到限制，應當取決于雙方訂立的合同是否對權利人本人單獨行使訴權進行明確約定或限制。而根據蘇越與音著協之間的許可合同，并無上述內容約定或限制，后者也出具了對前者以個人名義維權不持異議的聲明。同時，被告也未證明其因涉案行為曾被或正被其他集體管理組織起訴的事實。因此，蘇越可以對該案提起訴訟。
其次，卡拉OK使用的MV是否構成作品的判斷。在卡拉OK侵權案件中，對經營企業提供的MV是否構成作品的判斷，將對原告的實體權利產生直接影響。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第十一項的規定，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構成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該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又規定，電影作品和類電影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錄制品，系錄像制品。對于卡拉OK點唱中使用的MV，即Music Video(音樂視頻)而言，本身就是音樂、歌曲與畫面結合的視頻。因此，從外在表現形式來看，MV以獨創性高低為分界嶺，或構成類電影作品，或歸于錄像制品。而類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的分界線就在于是否具備著作權法上的“獨創性”，當符合“獨立完成”和“具備一定的創造性”時，才能構成作品。在判斷MV是構成作品還是錄像制品時，應遵循上述原則。具體而言，就“獨立完成”而言，MV是否獨立完成需要異議方進行舉證，在沒有反證的情況下，法院一般只涉及對“創造性”的判斷問題。然而，實務中對于判斷是否具有“創造性”一直是一個難點，且爭議不斷，與其說是法律適用，更不如說是法官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價值取向。
筆者認為，對于MV是否具備“創造性”，實則是一個“有與無”而非“高與低”的判斷。故而，只要在MV中體現出制作者有選擇性地攝制、剪輯，這樣的編排本身又不是唯一的選擇，就可視作是制作者不同于他人的具有創造性的勞動，其勞動的成果——MV就可以構成類電影作品。具體而言，如MV的畫面攝錄、場景選擇、后期剪輯和編排體現出制作者進行了一定的選擇，配合了詞曲所要表達的內容和意境，可認為具有了“創造性”，構成作品；反之，只是機械錄制歌手的演唱或在一些拍攝的風景、人物的連續畫面中加入歌曲，就不能視為制作者具有“創造性”的勞動，這類MV應歸入錄像制品。
再次，當MV構成類電影作品或錄像制品時，對詞曲作者主張權利的影響。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作品和類電影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因此，當卡拉OK經營者所使用的MV構成類電影作品時，無論其是否經過許可或支付過許可費，詞曲作者均不能直接向其主張權利。雖然被使用的MV中涉及詞曲作者創作的詞、曲，但因其已經融入了類電影作品，使用者使用的也是MV整體，而不是組成部分，故應由制作者對該MV行使著作權權利。此時，如詞曲作者與MV制作者之間有過許可合同，就應依照合同的具體約定，向MV制作者主張報酬。當制作者擅自使用詞曲制作MV時，詞曲作者也應向該制作者另行主張侵權責任。而對于構成錄像制品的MV而言，因不構成作品，所以制作者享有的是鄰接權而非著作權。對于錄像中包含的歌曲，詞曲作者仍可向使用者主張就詞曲部分享有的著作權權利。因而在該案中對于屬于錄像制品的MV，其所包含的歌曲仍應由作為詞曲作者的原告享有著作權權利，對原告主張的這部分訴訟請求，法院予以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