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我是市疾控中心的流調人員，你慢慢回憶一下2月19日晚上你從丈子頭西高速口下高速去過哪兒？和誰一起同行？”“在朝陽街布丁酒店門口吃飯時鄰桌有人嗎？當時穿什么顏色的衣服？”……在市疾控中心的一間辦公室，聲音此起彼伏，幾名工作人員或拿座機、或拿手機，忙著打電話，查詢有關新冠病毒陽性感染者的基本資料、活動范圍。

　　“流行病學調查，就是我們所說的‘流調’，是疾控的一個專業術語，是通過對確診病例接觸人員的排查，找到誰是潛伏者。”市疾控中心傳染病防制科科長、流調隊隊長趙啟玉說，“流調工作是從提問開始的，而提問就是為了快速查明傳染源、傳播鏈條，迅速落實人員排查管控，阻斷疫情傳播。可以說，找出這些‘確診病例’‘密接者’ ‘次密接者’最基礎的功夫就是‘問’，不厭其煩地問、事無巨細地問。”

　　“一般我們會詢問確診病例過去14天的行程軌跡，會問什么時間去過什么地方、見過什么人。”趙啟玉說，“這次是輸入病例，我們是從該病例進入太原市當天為節點開始詢問。”

　　為了詳細全面快速掌握病例的行程軌跡，流調人員的每一次詢問電話平均要打20分鐘，每天撥打40多個電話，一天下來，要打十二三個小時的電話，很多隊員的聲音沙啞了，但他們仍堅持著，深挖線索，全力排查密接者、次密接者和次次密接者。

　　“流調工作是個細活兒，只有注重細節，才能發現有效線索。當然，還要快，用最短的時間摸排出病例行程軌跡。”趙啟玉的這句話道出了流調工作的不易。

　　勤看鎖定風險點

　　電話流調的同時，現場流調也隨之開展。

　　2月23日凌晨，接到任務的趙啟玉與同事一起火速趕往新冠病毒陽性感染者曾入住的布丁酒店，詳細詢問酒店店員情況，并在公安部門的協同下，調取監控，一幀一幀查看監控畫面。同時，根據工信、公安大數據推送的相關信息，他們又前往理發店、唐久超市、停車場等多個場所，走訪摸排，直到早上8時左右。

　　“因為有的店家監控畫面不夠清晰，我們要一遍遍地查看，有的店家監控存儲量有限，監控視頻不完整，我們必須邊詢問、邊記錄、邊分析，盡可能地找全信息，鎖定風險點，分析判斷疫情形勢，為防控措施提供真實有效依據。”趙啟玉說。

　　經過短短幾個小時的摸排，病例行程軌跡的粗線條基本有了。市疾控中心立刻派出大部隊，兵分兩路，趕赴小店區疾控中心、迎澤區疾控中心，市縣聯動，一起開展流調。

　　“現場流調工作是關鍵一環，對密接者、次密接者的判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很多時候，流調工作不是一次能夠完成的。有時被詢問者記憶模糊，或出于一些原因不愿意如實講述，我們還要流調相關人員，反復看監控、查找其交通軌跡，捕捉關鍵點，補充其行程軌跡，再次完善流調報告。”趙啟玉說。

　　“出于安全考慮，流調中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面詢問，就與被詢問者互加微信，通過視頻，讓對方看監控畫面，確認人員、場所、時間。”趙啟玉說，“流調工作干得時間長了，我們還練就了一個本領，就是從對方的表情、語氣、肢體動作就能大致判斷出對方是否講了真話，是否有瞞報漏報。”

　　細查捋出傳播鏈

　　“陽性病例隱瞞行程，他還去過陽曲縣和尖草坪區各一所中學，需要支援陽曲縣和尖草坪區疾控。”2月23日17時許，市疾控中心紀委書記錢月紅接到通知后，立刻抽調精干力量分赴陽曲縣和尖草坪區。剛從小店區趕回來的流調人員，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又跟著隊員一起奔赴尖草坪區。

　　“當時六十六中學校已經封控。我們的流調人員第一時間掌握了學校花名冊、聯系方式、班級座次表、宿舍分布圖、學校平面圖。同時，尖草坪區疾控的流調人員調取監控，從與陽性病例接觸的人員開始摸排。”錢月紅說，“我們快速調取全校師生基本信息，制作成電子信息表，并告培訓老師、指導老師在班級如何詢問學生行程軌跡。”

　　由于學校有走讀生、寄宿生，流調的重點鎖定在走讀生、老師、有外出記錄的寄宿生身上。又一輪流調緊鑼密鼓地開始。

　　“同學，你還記得你是哪個門進的？哪個門出的？”“當時周圍有沒有人？”“還去過哪些地方？”……詢問中，一旦發現風險點，立刻派人員趕赴現場，對環境、人員展開流調、研判，第一時間摸清情況，向市疫情防控辦反饋，及時采取相應的管控。

　　“流調就是要摸清傳播鏈條。要往上追，追的是怎么傳染的，還要往下查，查的是會傳染給誰。這個過程就需要流調隊員不斷順藤摸瓜、抽絲剝繭。”不過，趙啟玉坦言，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一次流調不可能是完美的。

　　2月23日凌晨至3月3日，市疾控中心共派出流調隊員300余人次，分赴小店區、迎澤區、尖草坪區、陽曲縣支援開展工作，共流調密接、次密接、重點人員共4000余人。

（責編：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