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對于公共衛生的建設與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從“求神問天”逐漸變為科學治理。那么，在歷朝歷代對于“健康”的追求過程中，中華民族究竟經歷了什么？
送瘟神
中國有關瘟疫的最早記載，大約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時期。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與天地溝通的巫師正在占卜，他所問有兩件事，其一是這個瘟疫是否會蔓延開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見當時的王城里應該發生了大規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風險。
有史料統計，東漢桓帝時期，全國人口5000余萬，至三國末年，全國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萬計。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一場席卷全國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慘局面，司馬懿的哥哥司馬朗就是巡邏軍營、照顧士兵時染上瘟疫而死的。東漢文學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死在這場瘟疫中。東漢末期百余年成為中國歷史上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之一。
此時，人們面對兇猛的疫情，只能歸咎于上天的懲罰，巫術與神鬼之說是從天子到民間都認可的解釋。“瘟神”“疫鬼”橫行于世，當時最“科學”的戰“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
中醫理論
在與瘟疫的對抗中，催生了中醫的核心理論。東漢永興二年(154)前后，蟄伏的瘟疫蓄勢待發，河南南陽的張家娘子誕下一名男童，取名仲景。父親張宗漢在朝為官，他本希冀兒子承襲自己的事業，卻沒想到他對醫學情有獨鐘。10歲時，張仲景開始跟隨同郡醫生張伯祖學醫。數十年后，張仲景汲取醫學大成，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其中總結的辨證論治原則，確立了中國中醫診治的靈魂。
而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中國古代公共衛生治理初步成型。
國家介入
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簡中記錄了這樣一段秦代傳染病的“隔離”制度：一名正在接受刑罰的犯人服刑還沒有結束，卻被發現得了麻風病，當地官員迅速將他轉移到了一個叫“癘所”的地方隔離。這或許是出土文獻中能見到的較早關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記載。
而正史中有關政府官方干預疫情的記錄，則始于西漢。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畿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和蝗災，疫病隨之而來。漢平帝下詔：“民疾疫者，空舍邸第，為置醫藥。”由政府安排專門的房子負責醫治疫病患者，這是中國歷史上較早出現的關于公立臨時疫病隔離醫院的記載。
至南朝時期，有“六疾觀”“別坊”等隔離機構。唐朝設有“病坊”，宋代設“安樂坊”，通常由中央政府視疫情分撥經費，由地方政府采購藥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
公共衛生起步
到了晚清，在和西方接觸的過程中，逐漸開啟了近代化的防疫歷程，在防疫體系中，“公共衛生”的概念開始被接受和推廣。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醫學開始大規模傳入中國。此后在洋務運動中，特別是在北洋海軍的建設中，西醫學堂成為配套設施，這成為中國自主創辦西醫醫院的肇始。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衛生科設立，主管考核醫學堂的設置、醫生的考核，以及檢疫計劃、審定衛生保健章程等。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衛生科升級為衛生司，隸屬民政部，掌核辦理防疫衛生、檢查醫藥、設置病院等事宜。
衛生科(司)的設立，標志著全國范圍內制度性衛生行政的起步，衛生行政上升為國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