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州陳某因在多家酒店安裝針孔攝像頭，偷拍超過60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的新聞受到大眾關注。記者梳理發現，以和陳某同樣的非法使用竊照專用器材罪入刑的偷拍案件只是極少數，多數案件以治安處罰了結。2019年以來，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能找到的同罪名案件僅有4件，其中只有2件和偷拍有關。某一線檢察官直言，該罪名不足以應對現在偷拍泛濫的情況。(《南方都市報》6月18日)

　　七個月的刑罰，在很多人看來實在太輕，孰不知這已是近年來罕見的重判——包括優衣庫事件在內的多數案件，都以偷拍者被行政拘留和罰款了事。這是因為，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情節較重的，也只是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而此次陳某之所以能夠“入刑”，很可能與偷拍人數超過600人這一細節有關。

　　“入刑”難，首先難在沒有專門的罪名。《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涉嫌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過，要構成此罪，必須產生嚴重后果，即由于偷拍行為而致使竊聽、竊照對象傷、亡、受重大財產損失，嚴重損害國家政治利益。顯然，多數偷拍案件都難以符合這個苛刻的條件。加之針孔攝像頭體積小，絕大多數被偷拍者很難察覺到個人隱私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即使媒體公開報道，很多人也羞于去主張權利。發現難、取證難，證明“產生嚴重后果”更是難上加難，所以打擊力度嚴重不足，進而使得偷拍已形成一條包括從制售偷拍器材到安裝、錄制、上傳、變現的黑色產業鏈條。

　　至于能否把這種行為納入到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范疇，多年來也一直有專家在呼吁。然而，按照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司法解釋，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五千條以上才能算作“情節嚴重”，門檻又太高，多數偷拍者很難因此罪被判刑。 要想扭轉這種無力感，首先需要從立法層面彌補漏洞，及時出臺專項法條，或者通過發布司法解釋的方式進一步明確，“嚴重后果”究竟包括哪些情形，從而降低偷拍者入刑的門檻。事實上，即使沒有出售，侵害也已經發生，而大量偷拍事件頻發導致的公眾安全感喪失，同樣也是嚴重后果之一。此外，也要加強對制售、傳播偷拍器材和隱私內容等行為的打擊力度，更要讓酒店、商場等機構承擔連帶責任，倒逼其盡到“保護消費者隱私”的義務。唯有雙管齊下，才能真正震懾以身試法者，讓公眾更有安全感。